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　　本人作为黎庆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第五被告何菊建的辩护人，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：

　　辩护人认为，案件庭审至此，真相业已大白。所谓“贵州打黑第一案”，是典型的“贵州黑打第一案”，是滥用公权、侵吞民财的第一案，是陷害无辜、祸害黎民的第一案，是公然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第一案。

　　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，最高法院及其它司法部门全程关注，本案审判程序和实体判决的任何违法行为，皆会被认为经最高司 法机关背书。为此，本案如何审判，不仅涉及57名被告的自由 、财产和人权，更关涉到中国法治的未来。只有依法公正审判 此案，国家才能趟过人治的小河，迈向法治的未来！

　　事实和理由分述如下：

　　一、本案审判程序，严重违法。

　　1.法院威逼、引诱被告更换外地律师。应被告何菊建亲属要求，辩护人在此不再细述具体细节。

　　本案不争的事实是，小河法院曾驱逐四名外地律师，另有20多名外地律师莫名被当事人辞退。小河法院作为多名广告指控侵害辩护权的当事人，无权对自身是否违法进行调査，应由上级法院乃至人大派出专门调査助。

　　法院的这一行为，不仅属于离间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之间关系，侵害被告和律师合法辩护权的违法行为，而且属于隐匿证据、枉法裁判的行为。

　　我很遗憾地看到，近年来我们一些司法官员，没有从政治高度认识到，律师制度是司法制度的基础，将律师视为一支异已的力量予以排斥。刑事辩护率持续下降，律师如潮水般退出刑事诉讼。刑事诉讼广告辩护率不足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二以上广告没有辩护律师，孤独地站在国家的法庭上。

　　律师制度受损，最终受损的是司法制度。1957年国家反右，错误地批判律师，1959年律师机构撤销殆尽。1968年底，各级检察机构被撤销。随后法院被军管，名存实亡。公安一家独大，国家主席被迫害都无法获得辩护，律师制度与检察制度、审判制度，唇齿相依。律师兴则司法兴 ，律师亡，则司法亡。文革殷鉴不远，妖风何以重来？

　　2. 97.5%的证人不到庭，而到庭的100%证人经质证，发现证言作伪。多名证人称，系被逼作伪。当庭对质是核査证据真实性的最有效方法，是证据制度的基础。本案控方提供325份证人证言，在庭审过程中，各位辩护人一再申请证人出庭对质，法院一再推辞，最终法院才安排6名证人到庭。另有2名自愿到庭作证人的证人，法院一拖再拖，不予安排。后经广告人集体当 庭下跪，才不得不传唤到庭。目前，余下317名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证。对于被告和辩护人来说，97. 5%的证人只是“神竒的 传说”。证人是否存在？证言是否属实？签名是否真实？是否被逼作证？这一切，只在云雾山中。

　　证人不到庭，证言如妖风。若无质证的自由，则庭审无意义。 神九上天，被告下跪。国家的科技发展与法治发展，相差何其之远?而这些“跪来的证人”，经当庭质证，以前的核心证言 ，都是伪证。更有证人作证称，公安为取得证言，竟然吊打证人！

　　现在的问题是，那些没有“跪来的证人”，那些“传说中的证人”，证言真实性到底如何?辩护人认为，本案未到庭的证人 ，他们所有的证词，依法皆不得采信。如果“贵州打黑第一案 ”，在最高法院监督下，在97. 5%的证人不到庭的情况下，作出有罪判决，那是将黑打推向全国！

　　3、非法封闭法庭，妨碍司法公开。本案是具有全国重大影响 的案件，属于公开审理的案件。本案审理过程中，实际上禁止 社会传媒采访，只许官媒到庭。法庭上虽然悬挂有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央电视台》《新华社》《法制日报》等官媒坐牌，但至 今为止，只见其牌，不见其文。非法封闭法庭的行为，昭然若 掲，欲盖弥彰。

　　享受公开审判，是广告的基本权利。公开审判是我国刑事诉讼 的重要原则，是保障人民监督司法的前提。没有人民的监督，就没有人民的司法。我相信，此案如果向社会媒体公开，从而 向更广泛的大众公开，控方将会无地自容，知难而撤，知耻而 撤。起诉书漏洞百出，前后不能自圆，有些简直是笑话。令人难以相信，这是一个司法部门的司法文书。

　　4、公检法联合办案。本案不争的事实是，本案侦査过程中， 省高法院、检察院、贵阳市中院、贵阳市检察院即“大力支持和协助”专案组办案。公、检、法“三位一体”?法律要求的相互制衡，成为空文，严重违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。 这是建国初期“一长代三长。出去一把抓，回来再分家。”错误司法路线的回潮，与中央的司法改革路线，背道而驰。

　　5、违背法定管辖制度。本案法院对于案件，既无级别管辖权，也无地域管辖权。本案公诉人员系贵阳市检察院在职工作人员，山寨成小河区检察院的代理检察员。公诉机关非法公诉，法院非法审判。非法的审判永远是无效的审判。本案管辖和审判程序严重违法，其作出的任何判决都属无效。

　　二、被告何菊建的参加“黑社会性质组织罪”根本不能成立。

　　1、所请加入“同心会”?何菊建当庭供述：1997年黎庆洪等 ，在金都宾馆搞“同心会”，他根本不在场，从来没交什么会费，根本没有加入过“同心会”。是公安潘某某逼他承认自己 是“默许参加”同心会。本人没有申请，他人何来默认？所请“默认”，就是现实版“莫须有”

　　其次，“同心会”并非犯罪组织。“同心会”在其成立之初， 即不以犯罪为目的。其目的是“一、兄弟同心，团结互助。二 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三、遇强不怕，遇弱不欺。四、成员 每月缴30元（只交了几次就没有继续进行。)”其后再无其它“帮规”？“同心会”至多存续一年，期间无任何违法犯罪行 为。同心会的成员，大多是农民。他们不享有社保，不享有低保。他们像江洋大海中的一条船，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无法把 握，为此才成立此类自保自助组织-- 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 ”。它只是人民群众自我帮助的一种民间松散性组织，与同学会、同乡会性质相同。正是有这样的组织，人生才不那么孤单 ，生活才有了温情。社会主义社会，从来不禁止人民结社、结会，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。没有人民的社会，哪来人民的社会主义？本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成立，将从根本上摧 毁我国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。

　　2、关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。起诉书第20页指控，何菊建2007年3月，带领组织成员对袁勇等殴打。庭审表明：2007年3月，黎崇刚因停车与两劳人员袁勇等发生口角。黎被三人用持械打伤在地。何菊建偶然路过遇上，即对不法行为进行制止，并远远跟踪违法行为人。其后袁勇等抢夺警车逃跑。何菊建按照警方要求，驾车与警察同车追捕逃犯。该起事件当年即经过公安处理，对方被处治安拘留，这样的见义勇为、国家业已定案的行为，数年后竟然被指控为黑社会行为，可谓“黑白颠倒是非淆，对敌慈悲对友刁”。这样的指控如果成立，将从根本上摧毁社会善良风俗，打击人民协助人民政府积级性。 至于“花梨帮”，更是子虚乌有。所请“花梨帮”的成员，根本不知道“花梨帮”存在，完全是打黑办凭空捏造的“黑社会 ”。前面辩护人已有充分辩护，此不再言。

　　至于起诉书所指控的何菊建另两起打架斗殴事实，庭审表明，该两起群众纠纷，根本没有演变成斗殴事件。何菊建到场皆是劝和。

　　3、关于黎庆洪任命何菊建为总经理助理事。起诉书18页指控，黎庆洪成立的“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”，任命何菊建“为总经理助理，负责处理社会的一切纠纷事务。”此纯属子虚乌有。何菊建从来不是该公司员工，更不是总经理助理 。没有任命文件，没在上班记录，没有开过工资。何菊建的总经理是公安机关“任命的”，而不是黎庆洪任命的。实属构造事实，陷害无辜。

　 4、所请何菊建为黎庆洪拉拢谭小龙。谭小龙和黎庆洪当庭皆表明，两人根本不认识。从来没吃过，没通过电话。是公安潘某某，吊打何菊建并提醒，你就说黎庆洪是谭小龙的老大。我没有办法才说的。何菊建当庭向黎道歉。

　　三、关于何菊建的赌博罪和聚众斗殴罪。这两起罪名，依法不能成立。理由将由何菊建的另一位辩护人陈述。本辩护人认为，公诉方在庭审已表明，这是与黑社会组织犯罪无关的个案。 而这所谓两起个案，行为地和结果地皆不在小河行政区域。小 河区检察院对此无权公诉，小河区法院对此无权审判。

　　四、黑打是封建酩吏的沉渣。本案公安机关借“打黑”为名， 行捜刮民财之实，是黑打的典型。而“黑打”的本本质就是“贼开花”，是古代官吏捜刮民财的常用手段。据《竹叶亭杂记》记载，清代四川流行甚广的一种陋规，名叫“贼开花”，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，衙役不作任何调査，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？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都是家里无人做官，没有后台。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，每报一案，往往牵连数家,“贼开花”由此得名。

　　“打黑”意在除恶，“黑打”意在敛财。本案公安机关潘某某先是制造一个贼--“黎庆洪”，意图敲诈200万未遂，即冠其以“黑社会”罪名，制造出一个贼，再让其开花。先后嫁接 到“同心会”和“花梨帮”上，从而制造出一窝一窝的贼，不断地开花，甚至开花到一审十几名证人头上，还曾开花到两名检察官头上。还试图开花到周泽律师身上。

贼开花的结果是：不仅査封和处罝了黎庆洪的上亿资产，而且査处许多其它的涉案和不涉案财产。本案有一被告，居住七十年的老房子竟被査封。这就是本案最终本质所在。这种以敛财为目的的“贼开花式的黑打”，被冠以维护社会秩序美名，实则在制造社会动乱。57个家庭陷入叫天不应，喊地不灵的困境 。它是重庆黑打模式的贵阳版，它是破坏国法的碾碎机。此种办案，上无以对苍天，下无以安黎民。此弊不除，国无宁日，民无宁日，审判长、审判员:法庭的审判行将结束，历史的审判刚刚开始 。所有的人，都将面对历史的审判。庭上的和庭下的，台前的和慕后的。本案注定将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碑刻式审判。它是推进法治的里程碑，还是埋葬正义的墓碑？我对你们寄予深深厚望。

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：何兵律师

2012年7月13日

来源：北京刑辩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