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方法眼
案情简介：2008年12月9日8时20分许，金龙公司员工王某来到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19号柜台前，办理行李托运手续。由于托运行李内装有黄金饰品，值机员徐某告知其需到10号柜台找值班主任才能办理，王某即前往距离19号柜台22米远的10号柜台。
当王某离开时，一个装有14555.37克黄金首饰的小纸箱被放在行李手推车上方的篮子内，行李手推车单独停放在19号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。
正巧，机场清洁工梁丽此时经过19号柜台，看见停放的行李手推车上有一小纸箱，遂将小纸箱搬到清洁手推车底层，之后将小纸箱存放大厅北侧16号男洗手间供体弱人士使用的厕所内。约4分钟后，王某返回19号柜台，发现行李手推车及车上的纸箱失踪，询问机场工作人员无果，即向公安机关报警。
当天9时40分许，梁丽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，同事马某、曹某两人来到16号洗手间，将纸箱打开，见到是黄金首饰后，分两次从中取走两包。10时许，曹某告诉梁丽，纸箱内可能是黄金首饰，梁丽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，并从纸箱内取出一件首饰交由同事韩某到候机楼的黄金首饰店鉴别。后韩某告知梁丽是黄金首饰。
14时许，梁丽下班，将纸箱带回住处放置床下，另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丈夫衣服口袋内。18时许，民警来到梁丽家中，询问是否从机场带回物品，梁丽否认，民警遂进行劝说。直到床下存放的纸箱被民警发现，梁丽才承认。接着，民警发现箱子已被打开，内装物品不完整，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，梁丽仍予否认。民警随后从梁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。从梁丽处查获的黄金首饰总重13599.1克，价值人民币2893922元。
同日，公安机关又先后从曹某、马某家中查获二人拿走的黄金首饰，共819.78克，价值人民币172152元。另外，尚有136.49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。（摘自羊城晚报）
办案机关就梁丽的辩解进行的事实还原：
1、涉案纸箱并非在垃圾桶边，而是在19号柜台前1米黄线处的行李手推车上被梁丽搬走。宝安区检察院还专门就梁丽案的几个关键事实向媒体作了说明：根据被害人陈述、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，案发当时，放有涉案纸箱的行李手推车被被害人王某单独停放在19号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，与最近的垃圾桶尚有约11米的距离。梁丽本人关于从垃圾桶旁边“捡”到涉案纸箱的辩解与事实不符。
2、梁丽搬走行李手推车上的涉案纸箱前，手推车旁并未发现有其他人员在场。
梁丽本人辩称案发当时，见到一名50岁左右的女子带着一个小孩，小孩坐在一行李手推车的篮子上，后两人与另一名年轻女子匆忙进入安检口离开。当时，行李手推车篮子内放着一个小纸箱(即涉案纸箱)，过了三四分钟后见无人来取，以为旅客不要的，未询问任何人后即将小纸箱搬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上。根据被害人陈述、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，并不存在上述情形。
3、从被害人离开到梁丽拿走涉案纸箱的时间约1分钟。根据被害人陈述、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，被害人离开19号柜台的时间与梁丽到达19号柜台发现放有涉案纸箱的行李手推车的时间相距约半分钟。其后，从梁丽查看涉案纸箱到将纸箱搬离19号柜台，共持续约半分钟。
4、涉案赃物并非梁丽主动上交给警察，而是在警察发现后被迫承认并交出。
经查，案发当天16时许，同事曹某找到梁丽，告知机场候机楼有旅客丢失了黄金，且已报警。18时许，3名办案警察到梁丽家中，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后，梁丽丈夫打开家门，警察依法对梁丽是否从机场带回财物进行盘问，梁丽予以否认。警察遂对其进行了长达20余分钟的规劝，在此过程中，警察发现梁丽家中客厅床下存放的纸箱，梁丽遂被迫承认该纸箱就是机场丢失的纸箱。梁丽本人辩称怕是假警察而未及时配合上交赃物的说法，与事实不符。其应当知道来人为真正的警察，所来目的是为了查找涉案纸箱。（摘自百度百科梁丽拾案）
意见分歧：梁丽案经媒体披露后，当时引起热议，大家纷纷各抒己见，主要有三种意见，第一种意见是构成盗窃罪；第二种意见是侵占罪；第三种意见是无罪。另外，山东大学有学者认为，梁丽案是一个典型的“四不像”案件，既不像有罪，也不像无罪，既不像盗窃，也不像侵占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原因不在案件事实本身而在于法律。因为法律行为（例如盗窃、侵占）具有典型性，而现实世界中此种典型行为与彼种典型行为之间，存在有中间地带，处于中间地带的行为，往往无法准确定性。梁丽的行为就是一种介入盗窃与侵占之间的行为，传统的要件理论无法对梁丽的行为进行归类，故无法准确定性。
评析：司法人员确定案件的性质，既不能像某些学者一样依据所谓的理论来认定案件性质，也不能像社会公众一样凭着对法律朴素理解来认定案件性质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换言之，以事实说话，以法律说话，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定性结论经得起检验，就不用惧怕舆论炒作。
梁丽案的准确定性，必须注意案发的特殊环境，在人来人往，到处都有监控的侯机大厅，作为清洁工梁丽可谓是老员工了，她难道不清楚，旅客由于各种原因暂时离开身边财物的情形，在侯机大厅里是司空见惯的么？梁丽干这行不是一天二天了，事实上她非常清楚，正是因为这里的流动人员多，监控多，旅客暂时离开身边的财物也不用担心的。
请大家仔细阅读上述案情介绍，梁丽是如何把旅客装有巨额黄金的纸箱搬走的。监控显示，这个纸箱是在19号柜台前1米黄线处的行李手推车上被梁丽搬走的，此处距垃圾箱有11米的距离，而且梁丽搬走纸箱之前，并没有任何其他旅客在纸箱旁边。也就是说，被害人的财物位置并没有使梁丽产生什么错觉的。案发后，梁丽故意作了纸箱位置和看到纸箱旁边有人离开的虚假陈述，其掩饰自己行为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本案被害人离开纸箱仅半分钟，梁丽来到纸箱旁边后，也仅有半分钟就毫不犹豫地将纸箱搬走了，从纸箱的包装的完整性，到纸箱的重量及所处的位置来看，显而易见，梁丽根本不是捡到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废弃物，而是实实在在、明明白白的盗窃行为。打个比方，旅客携带行李箱在机场侯机大厅，因内急想去洗手间方便一下，去了才一分钟就急忙返回，结果发现自己放在手推车上的行李箱不见了，还有谁会怀疑自己不是被盗了么？梁丽案的被害人也就离开了仅仅四五分种而己，被害人假如仅离开一分钟返回，梁丽也已经把纸箱藏匿了。如果真是捡到别人的，这么包装完整而且重量很沉的纸箱，总得问问周围的人，有谁丢了东西没有，总是要在没有人知道纸箱的来源，没有人承认纸箱是自己的情形下，才可以拿走吧。纸箱被梁丽搬走后，不是按自己的工作职责规定，将纸箱上交给机场管理处，而是立即将纸箱藏匿在残疾人洗手间内，这个地点是机场中很少有人使用的隐秘地点。梁丽不仅十分熟悉案发现场的环境，而且藏匿的隐秘地点暴露了她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，既然是“捡到的”，那为何要这么隐秘藏匿呢？至于事后梁丽告诉了两位同事，有人以此认为梁丽不属于秘密窃取。事实上，盗窃罪的秘密窃取，是针对被害人而言的，并不针对其他人，梁丽明显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。梁丽告诉两位同事，实际上迫于案发的特定环境，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。因为梁丽非常清楚，机场这么多的监控，只要调看监控，她的行为是容易被发现的。因此，他告诉两位同事，实际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就有人证明自己是捡到的。事后梁丽和同事发现是黄金之后，仍然把纸箱拿到家里去了，警察找上门了，仍然拒不承认，甚至还把所盗黄金分散藏匿。可以说，特定的环境下，就有特定的盗窃行为。尽管梁丽极力狡辩，然而从整个案件案件事实来分析，客观方面秘密窃取了他人财物不容否认，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的故意难以掩饰，梁丽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。
就山东大学那位学者所谓的“四不像”的观点，其意是存在中间地带。笔者认为，四不像是个伪命题。不是案件四不像，不是法律四不像，而是学者的思维陷入了误区，许多认为梁丽不构成犯罪的社会公众，同样陷入了误区，一开始就被梁丽的辩解所欺骗或者误导了。所谓的拾金而昧的观点，其实是对特定情形下的盗窃行为，未能准确把握。梁丽案给司法人员的启示是，案件的准确定性，有时熟悉案件发生的特定环境， 是必不可少的。当我们对案件定性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如果有条件到案发现场去，进入行为人的生活中去理解行为人案发当时的行为，司法人员心中的疑惑往往就会烟消云散。司法人员对于媒体报道应有清醒的认识，舆论的倾向性是无法克服的，很容易误导受众，在舆情一边倒的情况下，要能保持足够定力，是个很大的考验。学者们切忌闭门造车，想当然地从自己熟悉的理论出发，去理解形形色色的生活行为，很容易陷入思维的误区。梁丽案无罪论或者侵占论，主要就是受到梁丽欺骗与媒体误导的原因。梁丽案也有不少人持盗窃的观点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就是持这种观点的。为什么最终该案竟然让梁丽逃脱了处罚呢？原因就在于舆论影响了司法。强大的舆论压垮了司法人员的自信心，这是件很令人遗憾的事。先有许霆案，后有梁丽案。许霆案的真相就在案卷中，许霆连续取款成功171次之后，许霆仍然连续按键取款多次，再也没有能够取出钱款来的事实，足以动摇许霆案的盗窃定性。还有那位负责程序升级的程序员的证词没有出现在案卷中，该程序员对柜员机出现这种支付错误的真相清清楚楚，也能够证明许霆的行为与盗窃无关。然而，这两个重要事实都被忽视了。有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柜员机出故障，犹如神经病人一样。这完全是主观臆测的产物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涉案柜员机是严格执行错误程序，取1000元，只扣一元，付款1000元，这个规律重复一百六十七次，其余四次取2000元，只扣二元，付款2000元，难道有这样一丝不苟的神经病么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公安机关并没有查清楚钱款是如何到许霆手里的。许霆案的实质，就是柜员机发生了支付错误，钱款是柜员机错误支付给许霆的。这种情形，与客户到银行柜台去取钱，本来取1000元，扣账1000元，柜员实际支付给客户10000元一样，是个支付错误。钱都是银行支付给许霆的，跟盗窃没有任何关系。对此，详情请参考笔者的其他文章。许霆案本身不构成犯罪，判无期徒刑冤枉，本身不应该判处重刑。梁丽案完全不同，梁丽是构成犯罪的，盗窃金额特别巨大，理应判处重刑。两案都受到了舆论的严重影响，结果让人失望，该放的许霆被判了刑，该判的梁丽被存疑不起诉释放了，我们的司法机关有必要总结经验，从中吸取教训。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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