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理、国法与人情

     来源：人民法院报|作者：王洪用

    法官在裁判个案时，时常遇到天理、国法与人情的调适问题。某种意义上，它贯穿于整部人类的司法史，尤其是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国度，体现得更为明显。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，具体案件中如何妥当化解三者之间的冲突，仍考验着法官。

    从理论上看，回溯中外法律思想史，无论是我国春秋和清末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礼法之争，还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、实证法学派与社会法学派之间的持久攻讦，理论层面似乎聚焦为“法是什么”的概念之争，但背后所掩盖的，终归是如何调适天理、国法与人情的关系。

    从实践上看，聆听那些惠声远播的司法典故，翻阅那些载入史册的名公案牍，无外乎裁判结果均实现了循天理、遵国法和顺人情的目的。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衙署——河南内乡县衙，在它的二堂屏门的匾额上，则直接挂着“天理、国法、人情”六个大字。

   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，追求法律之治成为时代最强音，这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演进的结果。相应地，作为阳光之治和规则之治的最佳注脚，法律也随之成为最重要、最基本的治理规范。但是，有时候法律之治并不是指一切治理完全依靠法律进行，更不意味着裁判时单纯局限于成文法。

    法律是稳定的，而生活之树常青。立法本身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，囿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，至今并不存在完美无憾的法律。 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”。在可预见的长时间内，法官在裁判时都不能、也不应当完全囿于法律，法律之外尚需考量天理和人情。

    从应然的角度看，天理、国法与人情是和谐共生的关系。一般认为，天理是“法上之法”，是不言而喻的天道伦理，是国法制定的自然根据；国法是“法中之法”，是明确实在的、直接适用的具体规范；人情是“法外之法”，是民情、民心和民意，彰显着法的人文关怀。然而，从实然的立场看，三者并非本乎一体，司法场域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部的紧张。

    国法始终是裁断案件的根本底线。如同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在《贞观政要》中所言：“唯奉三尺之律，以绳四海之人”。法律发挥着指引、评价、教育和惩戒的作用，内涵着秩序、利益、正义和自由的价值，具有普遍性、明确性、肯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，是现代文明国家最主要、最有效的治理根据。法官在裁判具体个案时，以法律为准绳是不容置喙的要求。

    而天理与人情并非内容清晰、逻辑周延的范畴，特别是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现代社会，合理界定其普遍认同的实质含义并非易事。例如，“杀人偿命、欠债还钱”的天理表达，曾长期占据主流话语地位，但现代司法理念认为杀人未必就要偿命，可能因其违法程度和主观罪过而得以减轻刑罚，甚至因存在正当防卫等事由而作无罪处理。欠债也未必一定要还钱，对于赌债等非法债务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，司法并不支持还钱的诉求。对于人情而言更是如此，我国南北朝和清朝时期均认为“留养承嗣”是司法必须考量的人情因素，如果触犯死刑的罪犯为独生子，为避免其祖父母、父母年老无人奉养，经皇帝批准可免除死刑。显然，现代社会并不赞成因独生子身份而慎刑的做法。因此，从构建规则之治和保障国民权利的目的出发，裁判时将法律作为原点和归宿是应当的。

    合理解释法律是调适三者的最佳路径。法律是一个时代集体智慧的高度呈现，简洁的文字蕴藏着丰富的含义，有限的话语统摄着无限的生活。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拉伦茨曾富有洞见地指出：“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。”纸面规范在动态裁判中有了生命力，文字用语通过法官解释获得实质意义。对于法官而言，法律是一种活生生的正义，裁判时永远不能将其视为僵死的教条。

    在解释和适用具体条文时，法官不应先入为主地认为其与天理、人情冲突，而应首先认为三者是能够和谐统一的。对条文的解释，不局限于文字用语的表面含义，尝试挖掘规范背后的实质内容和法律目的，力争最终让解释结论与天理、人情相契合。只要不超越法律文字用语的有效射程，天理和人情便可得到妥当的安置。

    法官在适用具体条文裁判个案过程中，若穷尽解释方法和技巧，仍无法得出妥当结论，则应通过适用法律原则的方式规避具体规则。应当讲，法律原则往往是天理与人情在法律文本中的体现，如民法上的公序良俗、刑法上的罪责刑相一致等，无不浸润着天理与人情的内在欲望。这也符合“穷尽规则适用原则”的法律适用方法，同时更好地满足了判有所据的要求。

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，法官在调适天理、国法与人情的关系时，无论如何解释适用法律，都不能违背法的基本精神，要学会平衡法的价值，不应偏执一端。

    法律的适用过程，实质上也是维护和伸张天理、人情的过程。同样，天理、人情也引导和检验着法律的正确适用。法官对个案作出裁判结论后，应及时运用天理、人情对裁判正当性进行检验，裁判结论不能严重违背国民朴素的价值观与是非观。无法想象一个违背天理与人情、国民普遍不予接受的判决是正当的。事实上，法官在进行裁判之初，无论是否承认，或多或少都受到天理与人情的观念影响，这是一种“司法前见”，早已融入法官的个人价值观中。

    《管子·明法》中强调：“有法度之制者,不可巧以诈伪；有权衡之称者,不可欺以轻重；有寻丈之数者,不可差以长短。”事实上，除了威权森严的国法，天理、人情也是社会重要的调节器和度量衡，它们与国法一道构成社会治理的靓丽图景。法官只有正确调适天理、国法与人情的关系，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，才能让司法的阳光温暖每一个当事人。

    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）